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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余杰：“天朝大国”真的“无所不有”？(part2) [打印本頁]

作者: Quest 時間: 2014-11-6 13:14 標題: 余杰：“天朝大国”真的“无所不有”？(par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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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求层面的匮乏：福利、教育、住宅

紧接着，两位作者论述了中国在社会需求层面的匮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福利、教育和住宅。

直到今天，中国仍然坚持说自己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原则被写入宪法。但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乃是福利制度，而今天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却全面崩坏，比起真正的“福利国家”如瑞典、挪威、丹麦等望尘莫及，就是比起西方国家中最少福利因素、最“赤裸裸”地资本主义化的美国亦不可同日而语。高税收、富财政的中国政府在医疗和老人照护方面，完全推卸自身责任，蜕变为“只征税，不服务”的蛀虫。邓小平倡导“发展就是硬道理”，政府将财政支出向房地产、铁路、公路等基本建设领域倾斜，公共卫生系统得不到应有的投入，出现了漫长的停滞甚至倒退的趋势。特权阶级享有专属的、优质的医疗保障，当然不会在意普通民众，尤其是被抛弃的城市贫民和农村居民“看病难”的问题。最富的政府却只能提供最差的公共服务，成为中国荒诞的现实。

在教育方面，表面上以全国统一高考的方式实现了“人人平等”。但隐藏在整齐划一的高考试卷背后的，是城市与农村以及东部与西部之间天渊般的不平等。两位作者在书中列出了一组北大学生家庭状况的统计数据：超过半数的北大学生来自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家庭，此类家庭人口总和不到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并且他们全都居住在城市地区。我在北大念书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来自农村的同学接近半数，而现在这个数字迅速降到不足一成。换言之，教育并没有促进中上阶层的阶级和地域的流动性，也没有缩小社会各阶层和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状况，反倒大大加剧了这种存在已久的不平等，并且点燃了人们内心对阶层和地域歧视的愤怒之火。中国政府无意改善这种紧张的局面——帮助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争取教育权的维权人士、法学博士许志永被关进监狱，就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中国教育领域“制度化的不平等”和“人为的匮乏”，还将长期存在下去。

就住房问题而言，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支柱是房地产行业。中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都来自于房地产业及其上下游行业，中国新诞生的超级富豪中三分之二都与房地产业有关。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财富，大半都体现在房产的价值上。然而，面对高出西方国家大城市两倍、三倍之多的、天文数字般的房价，年轻世代只能“望房兴叹”。那些得到父母和祖父母的资助而支付首期款买下房子的“幸运儿”，同时一辈子成了被银行按揭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房奴”。而那些父母或祖父母无力提供大笔资助的年轻人，则只能忍受“蜗居”、“蚁居”的更糟糕的处境，连结婚都变成了一个过于奢侈的梦想。马旸与叶文斌分析说，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估计已达十一万亿人民币，而地方政府习惯于透过转让土地使用权来获取财政收入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此，中国政府不可能戒断长久依赖房产市场的“毒瘾”，中国还将长期位居“居住正义”最为匮乏的国家之榜首。

精神层面的匮乏：意识形态、价值观、自由

马斯洛心理学认为，人最高的需求是尊严、自由和被承认。中国在这一政治层面的匮乏更是触目惊心。日前，中国官方的《人民论坛》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超八成受调查者认为当前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而位列当今社会病态前三项的是“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其他排在前十名的是：“习惯性怀疑”、“炫富心态”、“审丑心理”、“娱乐至死”、“暴戾狂躁症”、“网络依赖症”和“自虐心态”等。对此，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在中国人最担忧的十个问题中，多数问题可以明显看出对中国政府的不满。

仅有经济增长，不可能维系统治的合法性。中共对重新恢复共产主义信念已不抱任何希望。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使用毛时代的术语，甚至企图用“整风”的旧有方式来整肃腐败和教育官员，但他本人内心深深地明白，这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可当真，也不会党员群众当真——大家只是心照不宣、闻声起舞而已。若习近平本人真的笃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就该安排女儿到中央党校深造，而不会让女儿去哈佛大学接受“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污染。

从胡锦涛时代提出“和谐社会”的远景，到习近平以“中国梦”为标榜，中共领导人已然黔驴技穷，剩下的戏法就只有民族主义、传统文化这些“压箱底”的陈货了。然而，就是老祖宗的宝贝也早被毛泽东折腾得残缺不全。马旸和叶文斌生动地描述了毛泽东与孔子之间正在上演的一场拉锯战：鉴于毛泽东无法代表崛起的中国，中共当局重新将孔子包装上阵，在全球各大学大力兴建“孔子学院”而非“毛泽东学院”，却对孔子被毛泽东打成“孔老二”、“臭老九”的往事不作解释。然而，孔子很难像一枚马赛克那样被嵌入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无法重新成为有活力的意识形态和有吸引力的价值观。耗资数亿的电影《孔子》，尽管有香港魅力巨星周润发出演，以及宣传部精心安排上映时间，在市场上仍然被卡梅隆的《阿凡达》打得落花流水。那些消费得起电影这种娱乐方式的都市年轻观众，用电影票完成了一轮投票，清楚地显示出他们对孔子毫无兴趣。而当狱中的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际，在中国官方的默许之下，企图与诺贝尔和平奖抗衡的“孔子和平奖”粉墨登场，连战和普京先后获奖，却在国际上沦为笑料，文化部事后宣布与之撇清关系。在中共权力象征的天安门广场的一侧，一度悄悄树立起一尊巨大的孔子像，孔子的塑像隔着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与毛泽东的画像对峙。但是，不久之后，孔子的塑像又神秘消失了，官方也不给任何的解释。

中共无力打造一套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和坚挺的价值观，更不愿让人民争取到本该属于他们的自由——包括最基本的获得资讯、了解真相的权利。当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发布北京空气质量报告时，中国外交部恼羞成怒，声称这是干涉中国内政并违反中国法律。然而，官方却拒绝公布自己的数据，因为“时机不成熟”——当“时机”变得“成熟”时，雾霾早已成为导致肺癌的致命杀手。

由于九个领域的“匮乏”一时很难找到解药，中国的崛起注定了只能是昙花一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中国将不会成为一个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至少在它依然背负着死沉的社会主义负担的时候。……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这句话道出了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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