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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陶傑:中國小農社會的基礎和基因 [打印本頁]

作者: Quest    時間: 2019-9-27 17:39     標題: 陶傑:中國小農社會的基礎和基因





中國「改革開放」40 年,不斷「探索」,成為今日局面,似乎尚未找到自己的「中國夢」。
一切由大陸人在「富起來」之後,棄玩卡拉 OK、連同香港消費者,喜歡一種叫做「鬥地主」的撲克牌遊戲說起。
甚麼叫做「鬥地主」?是用來「紀念」1949 年之後一場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革。
「革命」成功,除了大舉復仇,「鎮壓反革命」之外,就是沒收地主的土地,將地主及其子女槍殺處決、殘酷鬥爭,最後殲滅了兩千多年的地主階級。
但三千年來,中國人社會的穩定,端賴於兩大系統:皇帝在京城,統領一個文官集團,這是中國的政治系統;各地的地主,將土地出租,或僱用農民為他們耕田,這是中國的經濟系統。
皇帝和文官,是縱的統治,但這種統治成本很低。因為社會的穩定,是橫的一方面,由地的地主,以他們祖傳的專業管理知識,打理農業的耕種和收穫,解決就業,並向中央繳交農產稅收。
這是中國社會三千年不變的基本遊戲規則。
兩套系統,互不相管。地主農民不管國家大政,皇帝和文官也不管全國的農業。地主懂得農業成本利潤經營之道,皇帝和文官只負責稅收。因此,改朝換代之際有動亂,不外兩個原因:一是大旱而飢荒,農民遭到裁員,變為流寇;一是苛捐雜稅,民不聊生。
若不發生這兩件事,一個朝代可以維持三數百年,相安無事,結構非常穩定,而且經濟繁榮。
直到毛澤東出現,學了西洋的馬列,認為中國的農耕文化,製造貧富懸殊。此一農耕文化制度,毛澤東由馬克思處借鑑,認定地主階級,壟斷土地,除了剝削二字,並無可取。
但人類任何經濟,都有貧富差距。中國農業經濟的貧富問題,源出於周代的井田制。
井田制規定:土地分成九塊,八戶人家各得一百畝,各自耕種,中間一塊,八戶共耕,產品當做交稅。
理論上好像很公平,但沒想到每一塊田的農户,耕了二三十年,必各自有數目不同的子女。
有的兒子天性勤勞,有的兒子懶惰。於是各分得一百畝田,每一戶農家,就要多生兒子,減少人丁不長進、良田荒蕪的風險。
但長期是不可能的。井田制度定下的那八塊私田,各户人家,A 家兒子生得少,卻貪吃懶做;B 家兒子多,卻個個勤勞。於是幾代之後, A 的農田長滿野草而荒廢,B 戶積聚了財富,就可以把 A 的土地用一點錢買過來。
B 戶逐漸精於農業管理,自己的財富多了,當然子孫就不必再耕種,僱用 A 戶或從其他農業失收地方跑來尋找職業的勞工。
過了幾代,井田的均富概念,必面目全非。井田制廢除了,但井田概念留下來,千百年演變,有的田面積大,有的田小。勤勞的農戶,積聚了錢,逐漸不用自己耕了,僱用其他農民代勞,變成大富。有懶惰好閒者,變成潑皮流氓。
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皆知此套農業經濟,並無問題。房玄齡、蘇東坡、王安石、司馬光,詩文茂發,沒有一個是批判地主剝削的。到了現代,農民入城,又變為廉價勞工。 圖片來源:路透社
唯毛澤東利用農民此一潑皮下層,煽以「地主剝削」之馬克思理論,於中國地主階級及其中國文化,曲解而仇恨,摧毁地主階級,代以人民公社,並以黨委書記,取代地主。
書記幹部,不懂得農業,只會鬥爭,而且都是以不事生產的遊民為主要成分,才會在井岡山一帶跟從毛澤東搶掠地主,美其名為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平均理想,其實動機是仇富和嫉富。
後來的事,不必細表。1949 年,中國先走錯這第一步,農業經濟管理崩潰,餓死幾千萬人。地主階級本來可以圈養知識分子,因為政治的文化,必定隨財富而茂盛。例如 17 世紀歐洲航海貿易發達,才產生巴洛克(Baroque)和洛可可(Rococo)的奢華建築,中世紀的歐洲,就是沒有。
中國也一樣。江南和廣東,氣候溫和,桑麻魚米豐盛,衍生了吳越文化和嶺南文化,內陸則天府之國,有了蘇東坡。
這是中國農業經濟幾千年擁有維持和諧的基因、中國社會不必民主普選而可以穩定的理由。
當然,帝皇世家,一切是人治。但「帝力於我何有哉」,帝皇和文官,自知不懂農業管理;地主和農民,也自知不懂得治理國家大政。這兩套系統,其實親密合作,也互不干擾。即使時時出現昏庸的皇帝,文官也拚死進諫,於是民間的農民和地主,對於讀書人,非常尊重。因為希望他們讀書、進京考取功名之後,能輔助皇帝大政,政經融和,天下太平。
毛澤東卻以巨大的仇恨,摧毁了三千年穏定的這兩大支柱。加上 20 世紀開始,中國有了工業,但科舉制度沒有了,知識和大學開始普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企圖學習美國城市工業化之後中產階級的崛起,在農業之間,找一條憲政體制的出路。
但中國的國運惡劣,此時遇到蘇聯和馬克思列寧在中國傳播,以及日本時機極為惡劣的侵略。
中國的知識分子,又學藝未精,以為中國的剝削和貧富懸殊真的很嚴重,而不知道這一切是誇張的意識形態宣傳。
以後的事,人人知道。鄧小平復出,鼓吹發財,城市有了工業,又加上了今日的網絡、金融、資產泡沫複合的經濟系統。但幾千萬的黨員隊伍,本來就不事生產,卻一黨專政,權力執迷,不容新聞監督,也不許網絡言論自由,即全力投入貪污。
這個時候,卻「改革」回到「定位一尊」的天子舊制。但全國的經濟結構已經大變,土地農耕減少,變為房地產;農民入城,變為廉價勞工,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21 世紀,這個國家的出路,又在何處?
偏偏香港,150 年英國殖民地管治,卻別樹一幟,確立了普通法的工商業先進結構。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 22 年,香港的年輕人,雖然不懂得中國歷史,但他們深切感受到怨憤和不公。當他們發出一點要求改革和遵守法則的聲音,又遭到 13 億人民的網絡辱罵。
但世界已經進入全球化,香港的年輕人,對於中國,終於不肯再枯守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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