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集體回憶」的呼喚
香港民主運動被中國情結框限的這個思想困局，在2003年7月1日超過50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之後開始被打破。2004年6月，香港有三百多名親民主派的專業人士與學者登報發表〈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呼籲全社會共同守護"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八項香港核心價值。該宣言劈頭第一句，便是"去年「七一」大遊行，港人表達了強烈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表達了對香港未來的無限關切。"這個香港核心價值宣言，為香港本土意識在政治層面的表達，開創了先河。之後，"保護核心價值"，成了大家反對香港中國化時的常用詞彙。 但誠如法律學者兼資深媒體工作者，之前在民主黨工作過的王慧麟博士最近回顧時指出，當時提出的幾個核心價值，其實隻是某種普世價值，並不本土。不過同時被提出的"香港命運共同體"說，則暗示了一種從香港過去特有歷史文化導引出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主體建構之嘗試。（註7） 不過最初，大家都沒有為何謂香港命運共同體，嘗試作清楚界定，隻讓它成爲一個指涉香港特有本土性的一個模糊的符號。 2004年初，台灣的本土政治力量發動了聲勢浩大、針對中國大陸對臺導彈部署的「二二八牽手護台灣」行動，擺出了一個向中國說不的姿勢。同年，一些香港島居民和民主派專業人士在保護香港維多利亞港免受過分填海破壞的運動中，也發起了「牽手護維港」行動。這可能隻是出於對一種新穎抗爭儀式的簡單抄襲。但牽手護維港行動得到市民熱烈響應，成了港人表達其強烈本土認同的一個踐行，則恐怕是運動組織者預料不到的。 當守護維港運動出現之時和最後歸於沉寂後，各種保護香港殖民時代早期建築物、保護舊社區的運動亦此起彼落。當時香港本地媒體大都對這些運動當作隻涉及城市規劃的個別事件看待。但《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卻在七一大遊行一週年前夕，憑其敏銳的觀察力，閱讀出這些忽然多起來的保護古蹟、舊社區訴求背後的重要政治意義：香港人愈來愈覺醒到捍衛自己文化身分的必要性，並將本土意識化作直接行動（註8）。 這些保育運動發展到2005年的保衛喜帖街、2007年的保衛皇後碼頭、和2010年的反高鐵保菜園村等運動中，凝聚出一個激進本土青年的社群──而這個社群，在後來的五區公投運動、反對國民教育運動、和反對中港邊界模糊化的運動，也仍扮演一定角色。這個社群，也催生了與"香港命運共同體"一脈相承的"集體回憶"論，嘗試從香港住民過去某種共有的歷史經驗和記憶，去建構一個共同身份認同，再將這種認同用作推動本土社會、政治行動，對抗中國化的的槓桿。 "命運共同體"、"集體回憶"論出現之後，香港的本土論述加速發酵。一方面著名民俗學者和專欄作家陳雲承著1997年後本土民俗歷史寫作的潮流和本土保育運動的氣勢，梳理香港各種城鄉風俗、宗教源流與鬼神傳説，重搆香港在嶺南地方文化、中華正統文化和歐西現代性下形成的獨特精神面貌。（註9） 同時，國際關係專家、年輕學者沈旭煇教授，亦在2010年香港旅行團在馬尼拉被搶手脅持、與警察發生槍戰並有多名團友遇害之後就當時香港特首有無權力與菲律賓總統直接交涉的爭論中，提出了香港在一國主權之下其實享有"次主權"的論斷，惹來了港獨指責。（註10） 同時，公民黨和社會民主連線（後者的主流派在2011年分裂出來成立了人民力量）兩黨在2010年就香港政府提出的保守政治改革方案，通過五區民主派議員辭職再補選發動變相公投並得以成局，則開創了一個香港住民就本地大事進行住民自決的原型。就這樣，本來模糊的本土論述向下與庶民日常生活記憶連接、向上與將香港自治現狀在法理上和政治上永續化、行動化的試圖共振。這些發展，加上北京加緊介入香港內部事務引起的反彈，使一個利用一國兩制提供的每寸空間堅決主宰自己命運的香港主體意識破繭而出。 2011年底，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提出香港應該在文化上與中國完全畫清界線，在政治上堅守1980年代初《中英聯合聲明》和後來《基本法》賦予香港特區的自治權力，寸土必爭，在民主運動路線上，則主張香港民主運動與中國民主運動切割，可以互相聲緩但不能混為一談。（註11） 這部著作乃上述香港主體意識暫時最清晰的表述。該書將之前不少人講到口邊卻不敢、不懂講出來的話全部白白地講出來了，觸發多數港人的共鳴，長期高踞各大書店暢銷榜首並獲香港書獎。但它在傳統社運、民運圈，卻引起恐慌與圍剿，不少社運、民運中人批評他把香港民主運動與中國民主運動說成是平行和互不從屬的兩個運動是大逆不道。這種批評，正體現了香港民主運動內的中國情結之根深蒂固。 | 
發表於 2013-1-10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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