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教育部發言人撰文點評王勇平新聞發布會表現 博客, 真相, 王旭明, 王勇平,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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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最後一節車廂被吊車從高架吊下地面。新華社這兩天，“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的強勢語言被廣大網友戲稱為“高鐵體”。反觀王勇平的發言，不但沒有起到新聞發言人答疑解惑、披露新聞事實真相，樹立鐵道部形象等相關方面作用，反而適得其反。昨天，就連王勇平以前的同行“兄弟”，前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微博)也看不下去了，昨在他的博客中登了《寫給勇平兄的一封信》，全文共6000多字，字里行間甚為嘆息！


前教育部發言人寫給王勇平的一封信(節選)


勇平兄：

你好！

幾天前在“金話筒”頒獎儀式上見到你，雖還未發生“甬溫線7‧23特大事故”，但已感覺出你的疲憊、焦慮和壓力。是啊，我深深地理解你：年年春運如臨大敵、部長腐敗中途易人、有關鐵路的各種爭議此起彼伏、京滬高鐵高調出台又險情不斷等等，身處旋渦中的新聞發言人的日子不好過啊。記得那天短暫的交流中，我最後的一個問題是，我最擔心如果高鐵塌陷、動車碰撞或出軌怎麼辦，該如何應對？你說，我也是最擔心這樣的事情啊！隨後頒獎典禮開始了。

不幸的是，我倆共同的擔心成了現實。而你，又一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作為同是“後非典時代”的第一批部委發言人，又同為國務院新聞辦第一批新聞發言人培訓，被稱為“黃埔一期”學員。你確實比我熱情、勤奮又堅忍，在新聞發言人的崗位上已經堅持八年多了，而我卻已退下陣來；美國受訓歸來，你成就了一本著作，我卻只有十幾頁紙的收獲，一句話，你真的比我強多了。但是，我看了你“甬溫線7‧23特大事故”的新聞發布會，聯想到事故前後的一些事情，還是想說點心里話，直言幾點建議，對你，也算是對鐵道部政務公開、以及對當下很熱鬧、時尚的新聞發言工作的心聲表達吧！

新聞發言人這一詞組在語文教學上講是偏正結構，偏是新聞發言，正是人。換句話說，新聞發言人的核心是人，是一類幹新聞發言工作的人面對其他人的工作，因此我一向認為，新聞發言人在擁有許許迪奧杜度技術手段的同時，應當也是有豐富情感和深刻思想，真誠、善良和美好的人。“甬溫線7‧23特大事故”發生後廣大人民群眾從熱愛黨和政府，從以人為本的理念出發表達各自思想、情感和理念是完全在情在理的。比如崔永元說，新聞發言人，請不要讓新聞發炎；新聞媒體對于動車追尾事故發出的一連串追問，希望盡快聽到鐵路部門的回答，這個要求不高；聽到一個說法，高鐵和動車正處在磨合期，反感，哪能用人命磨合呢！比如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蔡奇說：“這麼大的事故怎能歸咎天氣和技術性因素，又該誰來買單，鐵道部門應該痛定思痛，從中汲取深刻教訓，鐵路再提速也要安全第一，生命傷不起啊！”比如我說“來自中國傳媒大學的陸海天，一直聯系不上，同學及朋友焦急萬分。”中國傳媒大學數十位同學通過轉發微博等不同方式搜尋陸海天及朱平下落。據証實兩位學生在事故中遇難。看著他們青春的面容和同學回憶，我哭了。孩子們，記住這場人禍，長大了絕不再造人禍，現在一定要和所有造人禍的人理論到底！等等，不一而足。這些話可能有偏頗，但確是一個個鮮活的、大寫的人在這樣的災難面前的理性思考和情感表達。作為新聞發言人應該把這些公眾呼聲咀嚼和理解以深刻自我的思想和提升自我的情感。同時，也可提升新聞發布會的品質和豐富新聞發布會的內涵。你說呢？

那天發布會上，你的語態太強勢了，語調過于高亢、激昂，不像犯了錯的，倒像是別人犯了錯。神態也有些不合，比如眼睛總是向上，時時有松弛和自然的樣子，最不該的是有網友電視截屏中你職業性的微笑，這樣的場合是斷不該有的。這方面我也有過教訓，我在做教育部發言人期間，曾宣布過教育部有關清退農村代課老師的政策，當時我是緊繃著臉，甚至義正辭嚴地宣布的，應該說，內容一點錯都沒有，就是當時教育部的政策，但幾天後在白岩松主持的節目中，對我發言的態度進行了批評。他的話我至今還記得，即使我們宣布國家政策，如果政策是冰冷的，宣布的人可以不可以軟一點語氣，給人一點溫暖的感覺呢？

再說新聞發布會應該給受眾提供最基本的事實。無論事實多少，應該盡求准確、官方和權威。比如，事故發生時間，你在發布會上說的是23日晚8點30分。但當天有媒體報道的時間為20：34，23日白天新華社通稿又稱是20：27，央視新聞聯播又改稱20：38。到底以誰的為准？我以為，應該以你說的為准，對嗎？再說死亡人數。你說你掌握的死亡人數是35人。我覺得你還應該強調是截止到發布會召開時你所掌握的情況為止。我認為，還應該強調：“陸續的傷亡人數還將隨著救險進程發生變化，敬請理解和關注，在這里我們也真心地期待死亡人數不再上升，傷愈的人員不斷增加。”事實証明，在你發布會後不久，又有遇難者遺體被發現。關于事故原因，浙江省委組織部長蔡奇所說這麼大的事故怎能歸咎天氣和技術性因素；白岩松說，一個人心髒功能是好的，肝脾胃什麼功能都是好的，但他是個弱智，你能說他是個健康的人嗎？然而，發布會現場你僅說了一句“還在調查中，該誰的責任是誰的責任”，這顯然是不夠妥帖。事故原因可否改成“事故正在調查中，但從目前的種種跡象看，至少管理不當、人為原因占有很大成分”？我想以你鐵路工作的資歷，做這樣的判斷是不困難的。

應該說，特大事故次日即召開發布會，能夠把時間、傷亡人數和事故原因交代清楚就很不錯了，當然還要適當地回答公眾質疑，比如車體為何掩埋？為什麼探測過無生命體征，還會在切割過程中又找到一個女孩子？為什麼恢複通車比救人重要？胡紫微說我們想問：1，為什麼恢複通車比救人重要？2，為什麼凌晨四點就判斷車體內無生命體征，而下午五點還又拖出一活八死？3，本次事故誰將承擔領導責任？4，何時向公眾公布事故調查結果？我以為這些都是最基本的真相，鐵道部應該面對，如果是謠言，請鐵道部的真相快上跑道；如果是真相，請鐵道部的謠言快止于跑道。你回答得應該說都非常不准確，還夾雜一些情緒化表達，使受眾反而還產生一系列新疑問，這樣就沒有達到新聞發布會撥亂反正，厘清事實的目的。“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之類的話更不應該在發布會上說了。

勇平兄，說這話，你真別生氣。這個發布會根本就不該開，領導一定要開也不該由你一人開；即使你一人開了，也不該這麼開。我幹過這行，知道這行的苦處，有許多事兒，咱主宰不了，但在咱能主宰的那些地方，比如如何表示態度，比如如何公布事實，比如如何遣詞造句、語氣語態等，我們是能有一點作為的啊！可不能一場新聞發布會之後，不但不能平息或引導輿論，相反引來更多質詢和譴責。南方電視台《拍案》欄目編導徐靜稱，這是史上最混亂的新聞發布會。說得雖然嚴重了，但其合理內核值得我們，特別是正在做新聞發言人的所有人深思。因為不定哪一天這樣的事兒就落到你頭上，今天勇平，明天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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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識說，速度是要逐步提升的，因為越高速風險系數越高，危險性越大。據說，日本新幹線在積累了運行幾十年的經驗之後才在今年提到300公里以上，而我們是在沒有什麼經驗積累，管理水平又不是很高的情況下，一下子提速到三百以上，這種幹法的風險性是顯而易見的，而你在做客新華網的時候卻說“應該說，目前我們有充分的把握認為，提速列車的運行安全有可靠的保証，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們是不會開行這樣的列車。”7月23日事故發生前，一系列不安全跡象和7‧23特大事故，以至于就在25日還發生的京滬高鐵供電事故發生故障，造成部分列車晚點，這些都說明你的話至少不夠嚴謹。甚至在新聞發布會上你還說，“我仍然跟社會說一聲，中國高鐵的技術是先進的，是合格的，我們仍然具有信心。”有評論說，鐵道部從高技術決定論中醒醒吧！這也是常識，鐵路運營是否是一流，不僅僅取決于你的硬件設備，當然還包括管理水平、安全系數以及許多非機械的因素。白岩松在7月25日的新聞1加1中反問，僅僅是技術先進，但是你的管理是否先進？運營整個給予的實驗答案是否先進，監督是否先進，對人的尊重是否先進，所有的細節是否先進，歸根到底，綜合下來你的運行能力是否先進？這樣的詰問值得深思。在我看來，常識對于領導者重要，對于新聞發言人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在我們發言的時候，真的，要想一想常識！要想一想盡量不說、少說或繞著說的，也是要遵守常識的話。

7月27日《環球時報》社評有一段話值得當下中國所有官員，特別是新聞發言人思索：“可以預見，將不斷有與政府相關的部門和機構卷入公共危機中，它們在輿論面前的笨拙將不斷顯現。這些笨拙將給中國的大形象抹黑，並將一點點損耗中國的政治資源。因此這個問題應當受到中國官方的高度重視。”這話太好了，我在講如何把好話說好、把不好的話好好說的意義時，總是盡所能地給各部門官員如是說。不知道今後我們還會發生什麼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怕事情發生，事情發生了，處理得好、表達得好，政府的威信就高一層；相反，處理得不好，表達得不好，政府的公信力就削弱一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你和所有正在從事新聞發言人工作的人們一樣責任重大啊！公眾期待著、我也期待著你和你們有更精彩的，更讓大家心服口服的表現！

因為我已離開新聞發言人崗位，站著說話不腰疼又愛之深、急之切且求之高，說了許多，望老兄海涵。更希望老兄迪奧杜度保重身體，工作順利！

順祝 夏安！

愚弟：旭明

2011年7月28日

不能再有替罪羊


官員問責：明規則與潛規則


官員問責有無“死亡35人”定律？答案是沒有。事實上，官員就算要做手腳，也會做在30個或者10個上，而不是35個。按照2007年國務院出台的《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條例》，30人以上死亡事故，構成特別重大事故。10人以上死亡事故，則可定為“重大事故”。可見，死亡人數影響事故等級定性，並可能“驚動中央”，導致官員被嚴厲問責。事實上，有關官員問責的種種非議，往往是因為各種或明或暗的規則糾纏不清：類似問責界限模糊，處罰理由不透明，甚或公然違規提拔被問責官員等問題，屢屢出現。


“臨時工”受刑罰


問責則往往在事故發生之始就已啟動，比如“就地免職”，往往被看作平息民憤之舉。此次動車追尾事件發生的第二天，鐵道部黨組就決定，對上海鐵路局局長龍京、黨委書記李嘉、分管工務電務的副局長何勝利予以免職，並進行調查。這不是最終的結果，某些官員隨後可能被作黨紀、政紀處分，有的人甚至被追究刑責。從以往的事故案例看，最終處理結果往往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領導“記過”，普通工作人員撤職，而事故責任單位的人員和雇佣的臨時工被送進了監獄。

不過，近幾年重大事故中被追究刑責的官員越來越多，記者統計的自2008年以來的三十多起特別重大事故中，有官員被追究刑責的占三分之一，濫用職權、受賄、玩忽職守，最為常見。已開庭審理的上海大火案中，就有原上海市靜安區建交委主任高偉忠等4名官員被控涉嫌濫用職權罪、受賄罪，再次印証了“事故背後往往有腐敗”。


“領導責任”到底有多大？


被問責的領導層級越高，方式越嚴厲，顯示其所涉安全事故越嚴重。但“領導責任”界限到底在什麼地方？什麼樣的事故，可導致省部級官員被問責？答案在2001年起實施的《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中，此文指出，發生特大安全事故，社會影響特別惡劣或者性質特別嚴重的，由國務院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省長、自治區主席、直轄市市長和國務院有關部門正職負責人給予行政處分。

但何為“社會影響特別惡劣”，何為“性質特別嚴重”？受訪專家認為，標准並不明確。從2008年至今，共有3名正省部級官員被問責，都發生在2008年：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因膠濟鐵路撞車事件被記過，山西省省長孟學農因襄汾潰壩事件引咎辭職，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則因三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引咎辭職。


問責變成“暫時受點委屈”


問責持續多久也被輿論所關注，而突然悄悄“複出”的官員，最刺激公眾神經。幾乎所有的“複出”信息，都是在這些官員參加公開活動時“無意中”披露，複出的具體理由也無從得知。記者注意到，在三十多起特別重大事故中，引咎辭職或免職的官員，在一年後，基本都擔任了新的職務。省部級官員中，因潰壩事件引咎辭職的孟學農後來任中南機關工委副書記，同案被免職時任山西省副省長的張建民2010年起擔任青海省副省長，三鹿事件中引咎辭職的李長江已到退休年齡，被安排任全國政協委員。理論上，除了被開除乃至追究刑責外，被問責的官員，都存在“複出”的可能性。有的官員不僅未受懲處，竟還得到提拔。北京大學教授姜明安在受訪時說，目前，無論問責主體、問責對象、問責範圍、問責程序，都很不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