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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無質的進步

香港如果是一個失敗城市,後面那個國家,又會有多成功? 圖片來源:路透社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對中國著名的論斷:這個國家長期顯示出靜態和停頓,最多只有量的累積,而無質的進步。
黑格爾沒有去過清代的中國,卻似能隔空把脈,看透一個他從未踏足的民族國家。
歐洲經歷過所謂黑暗時代,亦即中世紀,由羅馬帝國傾亡到文藝復興,不過一千年,即孕育出新的人文資本主義文明。
中國從秦始皇統一起到 19 世紀末,已二千餘年,始終未能在內部孕育出真正的社會革命。
農耕工具不變之下的小農經濟模式、帝皇專制,民間儒學造成中國讀書人的懦弱和保守,此三大元素,構成黑格爾論中國的所謂「長期停滯」。
雖然 20 世紀初,胡適的五四運動,將西方的自由民主帶到中國,但一百年所謂的「艱辛摸索」,繞了一個大圈,到頭來中國現代的所謂智囊,又提出「威權主義」,亦即為他們百年來努力復辟本已推翻的帝制找借口,為背叛孫中山其實沒有多少資格聲稱的那種「革命」,提供新的理論。
20 年來許多識字分子,眼見歐美的議會民主衍生種種尖銳的分歧如婦解、大麻合法化、墮胎、同性戀婚姻等引起的爭論,如杜林普與佩洛西之勢不兩立,開心地拍著他們的小手跳躍歡呼:「你看,西方的民主也不行了,議會民主不能當飯吃,只會拖慢行政效率,中國又如何能照抄?」
很好,中國不抄西方民主,只有托古復辟,在 21 世紀,為 13 億人口找回一個好皇帝。
眼前一場大瘟疫,就是考驗所謂威權主義的時機,也是這位新皇帝向世界大展身手、示範其如何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好機會。
但這張面向國際的試卷,是何成績,你問香港親中愛國的藍營分子,叫他們手按「毛語錄」發毒誓講真話,或問一問林鄭月娥,他們大多數都支吾以對,覺得很尷尬。
在世界上,由普京到金正恩,由杜林普到菲律賓的杜特爾特,都看出中國的體制陷入了進退不得的泥沼僵局。
香港的林鄭月娥,只是一齣前戲,在香港同場加映。
所謂帝國主義勢力一眼就看得出,好勝的林鄭,不是領袖材料,偏偏又要玩中國雜技,腳蹬水缸、竹竿頂碟子,連連失手,乒乒乓乓的打碎了一地。
中國皇帝在神隱或不行的時候,大陸民間的老百姓,莫不都寄望於朝中宰相。
如明代萬曆皇帝,是一個非常平庸的角色,只因為世襲登上了此一高位,不上朝十年,政府靠張居正一人維持。
明朝的政治環境無北宋中期的開放 —— 那時宋神宗可以容納王安石的改革異見 —— 明朝卻專制得多。但畢竟批評改革議政的異見逐漸公開化,而且成為當時士大夫階層的共識。
萬曆五年,張居正喪父。根據明律規定,官員父母亡故,孝道第一,必須報告朝廷,居家守喪,請假不必上班。
張居正向「上面」報了,並無隱瞞,但見到國事危艱,希望能「破例」帶喪辦公治國。
在他本人的堅持之下,被批准帶喪繼續留在朝廷主持政務。張居正憑此一「改革」,鞏固了聲譽,趁機頒發新制。
第一條是「考成法」,改變各部門上呈下屬官員奏章時的拖拉作風。
第二項是「久任法」,希望延長地方官員任期,矯正官員替代如走馬燈、任期太短而向前任和下任推卸責任的弊病。
此兩項「改革」,在於強化政府辦公效率,固然切中時弊,但無法由政治法律體制之上,為暮氣沉沉的明朝帝國脫胎換骨。
然而張居正被朝中官員攻擊:孝道在中國倫理意識之中地位最高,一個人若能對父母克盡孝道,即必對國家朝廷忠誠。
張居正的父親 19 年在鄉間,未見兒子而老死。張居正居然不願回家守孝,此大悖孝道人情之舉,只能證明張居正將在京師中貪戀權位的個人利益,置於對父孝之上。由這種人來主持大政、改革制度,又怎會成功?
很明顯,人們攻擊張居正,並不以事論事,而是以一個「孝」字,將倫理道德變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
他們不理會張居正的措施會對百姓下情上達,有何好處,只會將功高震朝的張居正趁機拉下馬。
張居正改革未成,先引起黨爭,在士大夫階層引發了致命的分裂。此所謂「萬曆十五年」,在中國歷史上只是一個普通的數字,非常的平庸,與轟轟烈烈出現大變局的同期歐洲相比,中國又浪費了幾十年。
美國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曾經寫過「萬曆十五年」,指出明代的萬曆一朝,顯示了中國政治文化非常沉悶的停滯感。即使沒有重大的天災和兵禍,那種不思上進、不求改革、安於現狀、一事無成的沉悶和滯緩,只是眼巴巴的坐等下一場危機的發生,此等中國政治心理特色,實在驚人。
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家,研究非洲和拉丁美洲,調查這些國家的歷史文化結構,了解為何貪污、自私、懶惰、停滯(stagnation),在這些國家的政治結構中根深蒂固,而冠上「失敗國家」(Failed State)一詞。
美國「彭博」評論,將香港列為「有失敗國家特徵」的一個所謂國際城市。
這一點,顯然是指桑罵槐。前舖後居,中港連為一體。香港如果是一個失敗城市,後面那個國家,又會有多成功?從萬曆和張居正的關係,從遙遠的明朝,抽取一滴血來化驗,即可見大量遺傳學上的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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